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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縣歷史文化概述

關鍵詞:睢縣 歷史 文化     我要發布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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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縣位于黃淮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植被豐富,降水適中,十分適于人類生存。早在史前時期,這里就是中華民族先民生息繁衍之地。目前在睢縣境內發現的史前古文化遺址以河南龍山文化類型為主,如位于蓼堤鎮周龍崗村的周龍崗遺址、位于周堂鎮喬寨村的喬寨遺址和位于縣城北5公里處的王莊遺址等。河南龍山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古文化,其年代據C-14法測定約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從周龍崗等遺址中出土的器物可以推斷,當時居住在睢縣一帶的古人類尚處在父系氏族公社時代,以原始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生產工具以磨制石器為主。生活用具則主要為陶器和骨器。制陶業已相當發達,陶器多為輪制,故較精致,種類也較多。在周龍崗遺址中并發現燒制陶器的陶窯遺跡。學術界一般認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已進入我國古史中所說的夏代。殷商時期的古文化遺址在睢縣發現多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平崗鎮崗下坡村和犁崗村之間的犁崗遺址。該遺址面積較大,文化層堆積厚,內涵豐富,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也有少量青銅器。兩周秦漢時期的墓葬、遺址亦多有發現,出土文物更加豐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睢縣境內已發現的古文化遺址,大都具有時間跨度長、不同時期和類型的古文化遺址累積疊加的特點。如在周龍崗遺址中發現有年代更早的屬于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的彩陶陶片。在喬寨遺址中既有河南龍山文化遺存,又有殷商文化遺存和漢代墓葬。在犁崗遺址,殷商文化遺存和兩周文化遺存及漢代墓葬并存。這一特征顯示出睢縣境內各個時期的古文化有著很強的連續性,也表明睢縣一帶自遠古以來,人類活動從未中斷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睢縣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西周初年封商族后裔微子啟于宋(今商丘市睢陽區南),睢縣一帶屬于宋國。由于這里地處宋國西部邊陲,與齊、魯、鄭、衛、曹、許諸國鄰近,因而成為春秋時期諸侯間盟會征伐的場所。“春秋五霸”中的首位中原霸主齊桓公先后在首止(在今睢縣城東南5公里處)、葵丘(今睢縣北部)大會諸侯,主持訂立盟約,史稱“葵丘之盟”。盟約規定:各國之間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礙糧食流通;各國君主不得更換嫡子,不可隨便殺死大夫;各國要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原來相互齟齬的諸侯國自盟約訂立后言歸于好等。“葵丘之盟”對于促進中原地區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齊桓公死后,宋襄公繼起,試圖稱霸中原。而其時崛起于江漢之間的南方大國楚,亦有北進問鼎的野心,于是形成宋楚爭霸的局面。宋國是弱小國,宋襄公雖欲稱霸,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便打出“仁義”的旗號,以圖籠絡中原諸國共同抗楚。公元前638年,宋楚兩國的軍隊戰于泓水(今睢縣東南與柘城縣交界一帶),宋襄公講究所謂“仁義”,坐失良機,一定要待楚軍渡河列陣就緒,才下令進攻,結果被強大的楚軍擊敗,宋襄公本人也身負重傷,翌年不治而死,其霸業隨之灰飛煙滅。宋襄公死后,葬于襄陵(一稱襄臺,在今睢縣城湖湖心島東北隅)。睢縣一帶遂成為宋國西部的重鎮,“襄陵”之名,屢見于先秦古籍中。泓水之戰后,宋國日漸衰弱,四周土地為強鄰不斷蠶食鯨吞,到戰國初期,西部襄陵一帶被并入魏國,成為魏國都城大梁(今開封市)東部的重要屏障。《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諸侯圍我襄陵”(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古本竹書紀年》系此事于惠成王十七年)。又,襄王十二年(公元前307年)“楚敗我襄陵”,皆指今睢縣縣城一帶。
  從襄邑到睢縣
  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大興郡縣之制,初于承匡置縣(承匡一名承筐,即今睢縣匡城村),后以承匡“卑濕”,乃東移縣治所于襄陵,并改縣名為襄邑。故睢縣建置歷史為2200多年,是河南省最古老的縣之一。西漢沿襲秦制,仍稱襄邑。西漢末外戚王莽“改制”,改襄邑為“襄平”,東漢初仍稱襄邑。自西漢以來,襄邑以其文化發達、絲織業極盛而聞名于天下。兩漢襄邑北有睢水,南有渙水(二水宋金以后因黃河南泛湮為平陸)。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謂:“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供焉。”又舊志引《繪水述異記》云:“睢渙二水波紋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這里“文章”用其本義,即花鳥蟲魚的圖形。絲織品上織出花鳥蟲魚五色圖案者稱為“錦”。東漢著名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釋“錦”字曰:“錦,襄邑織文也。”清代段玉裁在此條下注引《漢書•地理志》云“(襄邑)縣有服官”,又引司馬彪《輿服志》云“襄邑歲獻織成虎文”,指出許慎是“以漢法釋古,謂若今之襄邑織文,即經典之錦文也”。據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的研究成果,兩漢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要比20世紀溫暖濕潤,非常有利桑樹的成長,使絲織業的繁榮成為可能。據史書記載,兩漢時期朝廷在齊郡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陳留郡襄邑縣(今睢縣)設置名為“服官”的官署,即管理織造宮廷服飾的機構,其主管官員稱為“長”和“丞”。臨淄的產品為繒帛,襄邑的產品則主要是錦繡,故許慎以“襄邑織文”來解釋“錦”字,而揚雄《魏都賦》中有“錦繡襄邑”之句。今睢縣城湖西北隅有漢代濯錦池遺跡,舊志謂:“蓋(漢)邑之善錦者環池而居,故得名焉。”以上所引可證明漢代襄邑絲織業盛況。東漢后期至魏晉南北朝,亞洲大陸氣候由溫暖轉為寒冷,黃河流域為戰亂所殘破,曾經極盛一時的襄邑絲織業也隨之凋零。隋統一南北后,開鑿大運河通濟渠來溝通黃河、淮河和長江三大流域,此后數百年通濟渠(也稱汴河)成為中國南北交通大動脈。襄邑適當通濟渠中段,因而再度繁榮起來。北宋以汴京(今開封)為京師,以開國皇帝趙匡胤發跡之地宋州為應天府(稱為南京,今商丘市睢陽區),襄邑地處兩京之間,引起一些文人墨客的流連。著名詩人陳與義(號簡齋)在乘船途徑襄邑時寫下膾炙人口的《襄邑道中》一詩。蘇軾更與襄邑結下不解之緣。他曾把“襄邑抹豬”推崇為天下美食之最,今日傳世名菜“東坡肉”即由“襄邑抹豬”演變而來。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打著“新黨”招牌的章惇拜相執政,持“舊黨”立場的蘇軾受到打擊,被貶為英州(今廣東英德市,在當時屬偏遠荒僻之地)知州,乘船南下赴任途中遇大雨留宿襄邑,住在縣城西北隅乾明寺,應當地人士之請,手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并作后記述其原委。后襄邑人特將其手跡刻石建亭,名曰“寶墨亭”。兩賦書法被后世推崇備至,視作“東坡書法之冠”。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鑒于崛起于北方的女真人政權——金顯示出南侵的野心,朝廷感到有必要加強京師周圍的防務,于是在汴京四周設置四個“輔郡”:穎昌府(今許昌市)為南輔,鄭州(今鄭州市)為西輔,澶州(今濮陽市)為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稱東輔。四輔郡各派重兵駐守,以拱衛汴京。拱州下轄考城(今民權縣西北一帶)、柘城、太康、寧陵、楚丘(今山東省曹縣)五縣。由縣升州,表明北宋時襄邑的經濟繁榮和戰略地位已非尋常的縣可比。汴京為金人攻陷后,宋室南渡江南,金改拱州為睢州,以境內舊有睢水,故名。睢州以襄邑為附廓(州治所在地),下轄考城、柘城。金代名醫張子和(名從正),史書稱其為“睢州考城人”,或徑稱其為“睢州人”,即是因金代考城縣本為睢州所轄之地。元襲金制,仍設睢州,轄襄邑、考城、柘城三縣。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升歸德州(今商丘市)為府,睢州及其所轄二縣改屬歸德府。清沿明制,睢州為不轄縣的平州,是河南省九州之一。中華民國二年睢州改稱睢縣。
  紅色睢縣
  近現代睢縣和全中國一樣,經歷了內憂外患交織、天災人禍并行、社會動蕩不安、民生極度凋敝的艱難歲月,并最終走上復興之路。在反抗內外敵人侵略壓迫的長期斗爭中,睢縣人民形成了光榮的革命傳統,特別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睢縣的優秀兒女前仆后繼,流血犧牲,為民族獨立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睢縣既是一塊古老的土地,又是一片紅色的土地。
  大革命時期,睢縣是中國共產黨在豫東地區開展活動較早的縣份之一。1923年,睢縣人姜朗山在上海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為數不多的中共早期黨員之一。1925年秋,共產黨員、著名農民運動領導人肖人鵠以廣州國民政府特派員的身份,來到尚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睢縣開展革命活動,并和睢縣的共產黨員郭景堯(在杞縣讀中學時入黨)取得聯系,很快發展了睢縣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1926年春,肖、郭在睢杞邊界睢縣一側的郭河村建立了睢縣第一個中共支部。肖人鵠等人在縣西部、南部地區積極開展農民運動,舉辦農民夜校、讀書會,并進一步組織起農民協會。當年五月,睢縣民間結社紅槍會會眾發起攻打駐睢軍閥部隊營長牛朋的大暴動,由于缺乏正確領導和精心組織,暴動在軍閥部隊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但這一事件顯示了睢縣人民不甘受壓迫的決心和力量,也引起了中共黨組織的重視。一些村的紅槍會被改造成農民自衛團,成了農民協會所屬的武裝組織。到1926年下半年,睢縣的農民自衛團總數達3000多人。當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于秀民來睢工作,此時全縣的共產黨員已發展到40多人,共建立起5個黨支部和8個黨的工作點。1927年3月,中共睢縣委員會在李康河村宣告成立,于秀民為書記。縣委向全縣人民發出了反對軍閥統治、廢除苛捐雜稅的口號。不久,武漢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所向披靡,豫東一帶的軍閥部隊聞風喪膽,革命形勢空前高漲。豫東地區的中共領導機關決定在各縣發起武裝暴動,以策應北伐進軍。中共睢縣縣委按照上級指示,把農民自衛團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別動隊睢縣支隊”,于1927年5月26日舉行起義。駐守縣城的軍閥部隊聞訊棄城逃走,農民軍兵不血刃占領縣城,成立“睢縣治安委員會”作為臨時革命政權,開明紳士杜如珩被推舉為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于秀民、苗澤生、馬集勛等人作為重要成員在其中發揮了主要作用。“治安委員會”成立后,迅速安定了全縣的局勢,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動,如處決了北洋軍閥政府任命的臨時縣知事馬振淇和平時欺壓人民的劣紳、縣衙班役等10余人;查抄了一些劣紳的家產;釋放了被無辜拘押的百姓;發布告示取消苛捐雜稅,豁免農民積欠的田賦等等,受到全縣人民的熱烈歡迎。但十余天后,新投降北伐軍的原北洋軍閥軍隊某師開進睢縣,迫令農民武裝退出縣城,“睢縣治安委員會”宣告解散。不久,河南省當局開始反共,下令取締工農運動,并通緝馬集勛等睢縣著名共產黨員。黨的活動被迫中止。大革命雖然失敗,但中國共產黨在睢縣播下的革命火種并未熄滅。1930年,從上海返回家鄉的姜朗山在老家縣城西劉莊村辦起平民學校,并以此為掩護開展黨的地下活動。當年秋,杞縣的共產黨員吳芝圃來到睢縣和姜取得了聯系,重建了中共睢縣縣委,苗澤生為縣委書記。縣委在白色恐怖中艱難地開展活動,到1932年,由于縣委負責人苗澤生、姜朗山二人在開封被捕,黨組織再次遭到破壞。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睢縣中心縣委于1938年1月成立,統一領導睢縣、寧陵、柘城、商丘、夏邑、永城等縣黨的工作,書記張輯五。中心縣委利用睢縣國民黨當局“抗敵后援委員會”的合法名義,在縣城黌學大成殿開辦了抗日青年訓練班,為抗日游擊戰爭培養了一批骨干。5月下旬,睢縣淪陷在即,中心縣委決定把自己掌握的武裝建立為抗日游擊隊。5月31日,日寇陷睢,縣委遂率領這支隊伍撤至睢杞(縣)太(康)邊,和來自杞縣的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會合,成立了“豫東人民抗日游擊第三支隊”。后來,“第三支隊”編入由彭雪楓將軍率領的新四軍游擊支隊,成為威震敵膽的新四軍第四師的前身。在中共領導下,睢(縣)杞(縣)太(康)抗日游擊區得到鞏固和發展。抗日武裝斗爭沖破敵偽頑的封鎖圍攻,開展得如火如荼。睢縣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付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39年夏秋,僅在游擊區中心長崗村一帶,被日偽屠殺的抗日志士、抗日軍人家屬就有50余人。但人民抗日武裝力量不但沒有被嚇倒、被消滅,反而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愈戰愈勇,不斷壯大。到1944年夏,日偽設在睢縣境內的大多數據點都被拔除,敵人被迫龜縮在縣城周圍,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控制了全縣2/3以上的土地。一度被敵偽吹噓為“強化治安模范縣”的睢縣,變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墳墓。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睢縣抗日聯合政府在縣西南部的閆莊村宣告成立,抗日游擊區轉變為較為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原來的敵占區也被開辟為游擊區。在根據地和游擊區,中共黨組織普遍建立起來,僅長崗區就有30個黨的支部,黨員總數達200多人。
  解放戰爭時期,睢縣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進攻。1947年2月,縣城再度被解放,國民黨睢縣殘余政權逃亡到隴海鐵路以北地區,睢縣全境基本上為中共領導的民主政府所控制。1948年6、7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在粟裕將軍的指揮下,在睢縣、杞縣地區對國民黨軍隊發起了一場運動殲滅戰,史稱“睢杞戰役”。睢杞戰役的主戰場在睢縣境內的西陵、蓼堤至董店、帝丘店一線。參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有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所屬的10個縱隊,20萬人,國民黨軍隊直接參戰的有邱清泉、區壽年、黃伯韜3個兵團12個整編師等計25萬余人。戰役自6月27日華東野戰軍司令部下達進攻區壽年兵團的作戰命令起,至7月6日晚解放軍主動撤離戰場止,歷時十晝夜。此役解放軍共殲滅區壽年兵團大部、黃伯韜兵團和邱清泉兵團各一部共近5萬人,生擒國民黨軍兵團司令中將區壽年和七十五師師長中將沈澄年于睢縣龍王店村(今睢縣蓼堤鎮羅陽村),繳獲大量武器彈藥。解放軍方面傷亡2萬余人。睢杞戰役的勝利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戰場的有生力量,使戰場力量的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一步開展中原、華東戰局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勢。戰役期間,中共睢縣縣委、睢縣民主政府發動全縣人民大力支援前線。共出動支前民工5760人,大車200多輛,擔架1440余副。民工們冒著酷暑和生命危險,從火線向后方轉移傷員。為阻止國民黨軍隊增援,睢縣民工還配合部隊,掀翻隴海鐵路路軌數十華里。全縣各區都建立起臨時兵站,籌措物資支援解放軍,其中僅供給華東野戰軍各部的糧食就有518500斤。
  在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期間,睢縣人民掀起了支援前線的高潮。全縣出動的支前太平大車達5410輛,累計運送軍用物資達206萬公斤,其中包括糧食35萬公斤,蔬菜17萬公斤,柴草34萬公斤,豬肉1.18萬公斤,棉布1.87萬尺,單、棉軍鞋1.33萬雙等。先后出動的支前民工達98210人次,擔架1250副。睢縣廣大民工不辭勞苦,不避嚴寒,在通往戰場的大路小徑上,克服種種困難,把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為淮海大戰的最后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徐州淮海戰役紀念館中,至今仍陳列著一輛來自睢縣長崗的“支前英雄大車”。
  在革命戰爭年代里,睢縣人民不屈不撓,與內外敵人進行了長期的英勇斗爭。他們不但把自己的優秀兒女送進人民軍隊,還在家鄉組織起民兵武裝,配合正規軍打擊敵人。抗日戰爭時期,睢縣青年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著名的新四軍游擊隊(后為新四軍第四師)、睢杞太獨立團、水東(新黃河以東)獨立團、冀魯豫軍區三十團等抗日武裝中,睢縣籍戰士占有很大比例。解放戰爭時期,睢縣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參加解放軍熱潮。如1949年3月,在半個月的時間里,睢縣入伍的新兵即達2500人。作為革命老區,睢縣為革命隊伍輸送了大批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睢縣籍干部遍布全國各條戰線,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貢獻出自己的青春。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有1000多名睢縣優秀兒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英名永遠載入了中國革命史冊。
  文化睢縣
  睢縣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英才俊彥,代不乏人,操觚染翰,著為文章,綺麗宏富,蔚然可觀。故前人稱睢州“士秀而多文”。北宋百余年間,襄邑竟有四人狀元及第,最為難得。四人者,前有郭贄、許安世,后有張去華、張師德父子。父子狀元,尤屬罕見,自有科舉制度狀元名目以來,為數極少。文學評論家許顗(字彥周)生當兩宋之間,所著《彥周詩話》,為后世所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議論多有根柢,品題亦具有別裁”,“卓然有識”,為宋代諸家詩話中之“善本”。其故居詩話樓遺跡在今睢縣城湖湖心島,前代題詠甚多。元明清三代睢州文教極盛,科舉成績亦驕人。著名書院錦襄書院、繪川書院、正學書院、道存書院、洛學書院等享譽遐邇,大儒田蘭芳、李遙講學其中,遠近負笈者動以百計,造就人材,指不勝屈。清初理學名家、著名清官湯斌以其文章事功,享譽當時及后世,被清朝廷賜謚“文正”,從祀文廟,而清代260余年,獲賜“文正”謚號者,數人而已,從祀文廟(即孔子廟)更是封建時代文人夢寐以求的殊榮。近代以來,流風余韻,傳布不息,文教未衰。建于抗日戰爭時期的睢縣第一中學,曾經是商丘地區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至今仍為中原名校,60年來為革命事業和國家建設輸送大批人材。中國當代著名詩人蘇金傘、陳雨門皆為睢縣人。蘇金傘從事新詩創作達半個多世紀,成就斐然,其作品具有濃厚的豫東鄉土氣息,清新明快,享譽詩壇,深受讀者喜愛,并被翻譯成英、日等文字介紹到世界各國。
  縣城變遷 古城滄桑
  受黃河屢次泛濫泥沙淤積的影響,睢縣古今地貌有較大改變。縣城在2000多年的歲月里先后遷移三次,均與黃河泛濫有關。
  第一次遷移發生在2200多年前的秦代,由承匡(一名承筐,今睢縣匡城村)遷至襄邑古城(約在今城湖西1公里范圍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將滅魏后所置的承匡縣移治襄陵,并改名為襄邑。承匡,本為宋國西部邊境重鎮。《左傳》文公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晉杜預注:“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水經注》引京相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戰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于承筐而不勝。”均指此地。或以“孔子畏于匡”之“匡”即承匡,實誤。清代學者顧祖禹在其所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謂:“秦置承匡縣。后以承匡之地卑濕,徙縣于襄陵。”秦滅魏在秦王贏政二十二年,即魏王假三年(公元前225年),下距秦滅齊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還有四年時間。《史記•魏世家》:“(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關于治所東遷的原因,史籍皆謂由于承匡“卑濕”,即地勢低洼積水。考承匡“卑濕”的原因,實由黃河泛濫所致。《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魏都城,即今開封市),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這一記載表明,秦將王賁圍攻大梁時,采以水代兵之策,引黃河水淹城,因而滅魏。然而黃河一旦決口,勢必殃及大梁東南地區,承匡也難幸免。故秦統一中國后只得廢棄積水日久的承匡城,東移至20公里處地勢較高的襄陵置縣,且改縣名為襄邑。秦時“卑濕”的承匡故城一帶,今日反比縣城周圍地勢為高,可見古今滄桑之變。秦時所筑襄邑城,舊志稱為古城,其修筑之具體年月已不可考。
  第二次遷移時在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年),由古城遷至襄陵附近即睢州舊城(今縣城北城湖)。宋襄公墓襄陵在今湖心島東北隅,仍可見古時人工夯筑之高阜隆起。宋襄公死于公元前637年,即泓水之戰的第二年,他的死顯然與在泓水之戰中“傷股”有關。宋襄公為何葬于此地,史書無記載。或者與其母桓公夫人的遭遇有關。桓公夫人是衛國(今濮陽一帶)人,生下宋襄公后被丈夫宋桓公遺棄,返回故國。宋襄公即位后,限于禮制,母子難以重逢。桓公夫人思念宋國,作《河廣》詩二章以抒發情懷。宋襄公以“仁孝”自詡,死后葬在宋國西部距衛國較近之處當在情理之中,故襄陵又被稱作“望母臺”或襄臺。宋襄公既葬于此,宋國必然要在其陵墓附近設置管理機構,襄陵至此成為宋國西部重鎮。故今日睢縣建城的歷史,可上溯至2600年前。秦所筑襄邑城歷兩漢魏晉隋唐五代至北宋末年,前后1300多年。舊志稱:“古城為邑舊治,在今城(指舊城)西一里許,避黃河而遷者也。”可見北宋末年古城屢受黃河泛濫的影響,已難以為繼,被迫向東邊襄陵附近地勢較高處遷移。城遷后原古城遺址遂為水淹沒,成為湖泊。故清初《睢州志》載:“城西曰西湖,一曰萬糧陂,今皆湮廢。”可見明代睢州舊城西曾有一西湖,清初已淤成平陸。這個西湖,就是由襄邑古城廢棄而成的,因在舊城之西,故稱西湖。
  第三次遷移歷時較長,前后百余年始完成,由睢州舊城(今城湖)南遷至睢州新城(即今日縣城)。北宋崇寧年間所筑拱州城(即睢州舊城)規模要比襄邑古城大得多。據舊志記載,城周長共十里零三百步。金元兩代,中原戰亂頻仍,州城失修,城墻大部分圮壞。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調開封周王府所轄堅城衛屯守睢州,改名睢陽衛。衛指揮使吳仲奉命率部重修州城。后年深日久,城外地勢因黃河泛濫后泥沙淤積而逐漸抬高,城內地勢則相對日漸低洼,排水不暢,水患日甚。成化十三年(1477年),黃河在杞縣決口,狂流過睢,沖破城墻,淹沒州城。官衙民舍,學宮廟宇,一時“蕩析無余”。水退后官民大力排水整頓,但積水面積仍大,州城所能容納的人口數量因而大減。城南關外有東西向高阜,名為“鳳凰嶺”,長達數里。城中居民為避水患,紛紛移居于嶺上,幾年間聚集上千家,景況日見繁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河南巡撫章煥來睢州巡視,見此情形,遂令在州城南關外居民稠密處再修筑一座新城,以防“盜賊”侵擾。這座新城周長十二里,和原州城不同之處在于新城城墻全部用磚砌成,而舊城則為土墻。新城高二丈五尺,城門七座,其中南門三座:中間的一座叫“鳴鳳門”,左側一座叫“左光門”,右側一座叫“右光門”;東門名“朝陽門”,東北一小門名“左翼門”,西門為“翽蕤門”,一小北門與舊城西南門相對,名為“右翼門”。自此,睢州有了新舊二城。舊城即原睢州城,始建于北宋末年的那一座。新舊二城相連,舊城呈正方形,新城橢圓,狀如“凸”字。民間呼新城為“鳳凰城”,有“鳳凰三展翅”之說,其說源自鳳凰嶺,即今縣城解放路東西大街,故新城七門命名,皆與鳳凰有關。新舊二城周圍皆有城河環繞,各門前設浮橋以便往來。官衙、儒學、倉廩、監獄、察院、衛所等官方機構仍駐舊城,新城則多為民居和商肆,二城并存,功能互補,是中原地區的名城重鎮。此后由于天下太平日久,到明末崇禎初年,睢州新舊兩城皆因疏于修繕而頹敗,城墻殘缺,城濠淤塞,城門破舊。為防“盜賊”,崇禎四年(1631年)睢州大規模修治新舊兩城。舊城原為土城,這次便在土墻外加砌磚石,所以用工最多。新城本為磚城,故僅予以全面修葺。同時對新舊兩城城濠進行疏浚,新舊二城于是煥然一新,號稱固若金湯。崇禎八年,李自成率農民軍轉戰至睢州,圍攻數日,因城堅未克而傷亡頗重,遂解圍遁去。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年)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再攻睢州,城陷。李自成一怒之下,驅使百姓平毀睢州新舊兩城的大部分城墻,填平城濠。當年九月,李部圍攻河南省會開封,月余未克。明朝河南巡按高名衡謀以水代兵,遂掘開黃河大堤,時值秋汛,黃河水勢浩大,迅即灌入開封,李自成軍亦解圍而去。黃河水向東南一瀉千里,由于睢州新舊二城已無城墻可以防洪,大水先沖入睢州新城,再向北倒灌入舊城。兩城官衙民舍,廟宇商肆,大部分為洪水淹沒。幸存者新城東西一街數百步,舊城則止余襄陵(今湖心島)、金鎖嶺(今北關村)上數家。這一年是舊歷壬午年,故舊志及睢州人士的著述中稱為“壬午之變”。清初,舊城仍舊一片汪洋,戰亂逐漸平息,四方逃亡的睢州人相繼返回,定居新城東西大街兩側,睢州知州也在新城東大街路北租賃民宅權作衙署。當時的睢州新城,四面環水,遍地蘆葦,城內與東關僅靠一條羊腸小道來往。清初孔尚任在其名作《桃花扇》第二十六出《賺將》中借高杰之口說:“俺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只有單橋小路,也是可守之邦。”大體上反映了清初大水之后睢州新城的情景。舊城由于常年積水,至此廢棄成湖,即今日睢縣縣城北之城湖。城湖四周的一些地名,仍能反映出睢州舊城的大致輪廓,如老東關、老北關、西門口等皆是,而老一代睢縣人至今仍稱城湖為“老舊城”。舊城城墻殘跡在20世紀50年代尚可在城湖四周看到,90年代末開發城湖,環湖修路,遺跡從此消失殆盡。睢州新城于清順治七年(1650年)重新修筑,以后又屢加修治,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咸豐年間,目的是防捻軍和太平軍。民國年間,城墻仍基本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建設需要,城門及城墻被全部拆除,一部分城磚用來建造睢縣第一中學教學樓(今睢縣高中老校綜合樓)。今日睢縣縣城,即在原睢州新城的基礎上擴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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